89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震撼上海滩

89年前，上海一份备受关注的文史半月刊《逸经》上发表了一篇由“幽谷”署名的长篇文章，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引爆。这篇名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的文章于1937年7月5日刊登在《逸经》的“今代史料”栏目中。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樊琳指出，这是当前所知的第一篇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介绍红军长征完整过程的文章，其发表时间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早了半年多。在上海图书馆，记者看到这本杂志的实物，尽管封面图案已模糊，但“逸经”二字依旧鲜明。泛黄的内页上，有“毛泽东像”“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红军在江西发行的建设公债券”等三幅图片，瞬间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文章详细叙述了红军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直至红一方面军成功抵达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汇合的全过程。在“幽谷”的笔下，湘江封锁的突破、乌江的强渡、四次渡过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等长征的重大事件生动再现。关于强渡乌江的描述中写道：“乌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水流湍急，每秒钟水流速率可达一米八，水温在十度以下……当时有十八个能游泳的勇士在机关枪的掩护下，勇敢跃入江中，迎着寒冷的急流直面前行……最终夜间又有人用竹筏悄悄渡过江，攻占了有利阵地，向守江的敌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措手不及。”形势的危急与渡江的艰难在字里行间真实可感。

令人好奇的是，“幽谷”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如此详细地描绘长征的困难，文章又是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成功发表的？樊琳表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确认“幽谷”是被誉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董健吾于1891年出生，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在上海进行秘密情报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某教堂的牧师。1936年，他受宋庆龄委托，以“王牧师”身份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前往陕北苏区，这无意中促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和《西行漫记》的中文版的诞生。这个特殊身份使得董健吾能够接触到红军将士撰写、组织编辑的反映长征的资料，为《西引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发表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尚未开始，中共和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常被称为“赤匪”或“流寇”。而《逸经》杂志在发布此文时，标题直接使用了“红军”，这一举动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学者们分析认为，该杂志能够发表这篇文章，主要依赖于人脉、刊物的定位和写作策略。时任社长简又文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关系密切，同时杂志社的印刷地点在公共租界，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较为宽松，之前亦曾发表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这为《西引记》的发表铺平了道路。此外，文章的标题选择了较为中性的“西引”而非“西征”，并在正文中故意使用“围剿”“西窜”等措辞；《逸经》一直保持“无党见”的姿态，文中前言特别声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考其异同，辨其虚实”。

虽然《西引记》未直接赞美红军，但它传达出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在字里行间渗透——对于懋功会师的描写为“炮竹声、军乐声、呼号声、歌唱声，震动天地，鼓掌如同大战场上放机关枪，握手如同千万个铁锤”；在描述强渡乌江时则用“黔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坠入江中”“步步进展，在乌江北岸如入无人之境”作结。进入90年代，董健吾之子董云飞回忆父亲在1948年病中与家人提到曾于《逸经》上发表《西引记》，对于自己的这篇文章“极为得意”，流露出恋文之情。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多次提及此事，催促子女寻找当年的《逸经》以“向党献出书稿”。直到1986年，董云飞的妹妹董静云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到此刊物，数年后董云飞专门发表文章，讲述《西引记》背后的故事。

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发表后的两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在国民党统治区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舆论反响。从此，在舆论战场上“红色长征”的话题已无法阻挡。专家认为，共产党在舆论斗争中的策略展现出不凡的胆略与格局——不局限于简单的辩护，而是详细记录红军艰难跋涉的真实历程，以广泛的军民亲密关系和严格的纪律，直观展现人民军队的本色。1937年7月中旬，上海的开明书店将这篇文章重新编排，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此后，基于此文的各种关于长征的文章和书籍纷纷问世。